王晓东和他的生物学“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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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琪

冬日午后，暖阳化作一片金黄，轻轻地爬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的大楼。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坐在窗边，用他那醇厚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与记者交谈，面孔也染上了这抹金黄。

这位谦谦君子有着多重身份：除了北生所所长一职，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已天命之年的王晓东，骨子里充满了“冒险”精神，他带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实践着“无为而治”的科技体制改革探索，12年来，他们耕耘着一块名叫北生所的“试验田”。

“赋予年轻人能量”

最近，北生所又在尝试新的探索：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对人类有益的产品，为北生所产出的科研成果落地打通转化之路。

为此，北生所成立技术中心，其职能就是帮助科学家度过成果转化的艰难初期。在转化过程中提供他们所需的资金、法律和其他资源的支持。

“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让科学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王晓东说。

比如，北生所高级研究员黄牛正在做一种减少内脏脂肪的药物。“这种药物将有助于对糖尿病、代谢、心脏病等相关疾病的治疗，由黄牛老师参与的公司已经成立。”王晓东介绍说。

另外，北生所研究员李文辉所带领的实验室利用他们研究出的乙肝病毒受体已经研发出了乙肝药物，目前已经进入转化阶段，由其领衔的公司也已成立。

同时，北生所还在研发针对器官病变、损伤等的治疗药物。北生所高级研究员罗敏敏在治疗药物成瘾、毒品成瘾、戒烟等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未来也将进行转化。

从科研产出优秀成果，到落地生长结出应用之花，看似顺理成章的路子，其实却是过去12年王晓东与一群“骁勇善战”的科学家在京北的“荒郊”上开拓出的一条光荣与荆棘并立之路。

“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人能量）。”王晓东说，这已成为他的名言，“就是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

北生所的40多位高层次“海龟”也从未懈怠——李文辉、邵峰、罗敏敏、黄牛等这些回国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科学家。截至2014年 底，北生所已发表数百余篇高水平文章，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论文平均质量居国内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之首。

“十几年驻扎‘荒郊野外’，我们做了一些值得骄傲的事情。”王晓东是这么“自嘲”的，带着一点点骄傲。

“超值回报”的背后

建所3年后，北生所的年轻科学家就开始在《自然》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崭露头角。2008年底，北生所经历了一次大考。由1名诺贝尔奖得主、6名美国科学院院士、2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1名法国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生所进行评估。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研究所的成功发展，是对研究所初建阶段财政拨款的超值回报……”

“超值回报”的背后是不同寻常的探索。

“我们不能只享受别人的成果，中华民族的贡献在哪里？跨越式发展又如何跨越？跨越过谁？”这是王晓东的追问，也是北生所的追问。

“发展科技就要重视年轻人。这些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做既枯燥又未必能成功的事？这就需要年轻的科研人员具有不功利的冒险精神，去攀登别人从未登过的山。”对于治学治所，王晓东给出了如此“浓缩”的答案。

这其中蕴含的三个问题是人才、机制和文化如何协调运作。2003年成立的北生所采用和国际基本接轨的年薪制，同时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科研人员与实验室签订5年合同，并为其提供合同约定的科研空间和科研经费。

5年期间，北生所不评估这些科学家“你在做什么？怎么样啦，什么时候发论文？论文发在哪？”

王晓东相信平日“无为而治”的北生所让“能够撑下来的”科学家们做大事。但这并不表明北生所没有门槛，实际上，5年之后的国际小同行匿名评估，不达标者即刻“下岗”。

之后便是异常严苛的第二个5年评估。这一轮评估的标准是要求被评估者获得十位该领域国际研究人员的书面认可，公认其是该领域国际研究的“领导者”，不合格者也将“下岗”。

“十年之中，人才有去有留。”王晓东说。其间，有十位离去者，多数是成名后被挖走的，也有几人不适应这样的“土壤”而离开，但真正“不达标”的只有寥寥数人。

“李文辉老师就做得特别好。”王晓东说。2013年底，李文辉实验室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在肝脏上的受体，这突破了困扰国际医学领域几十年的难题。“现在李老师又在忙着占领其他高地。”

“邵峰实验室在病原细菌感染宿主和宿主先天性免疫防御的分子机制方面，实现了诸多中国原创科研发现；致力于蛋白质生物质谱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陈涉老师也很 不错，他的科研水平比美国的权威实验室都要好。”王晓东如数家珍，笑容灿烂。“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我们都可以做出原始创新，中国人有核心竞争力！”

翻过“十月封账”那一篇

2014年，北生所一共获得了1.8亿元的科研经费。“这是北生所最富裕的一年。”王晓东打趣道。但这并不是说北生所没难题，“现在，我们最大的缺口是仪器购置费。这笔钱需要从其他经费里一点点挤出来。”

曾经，北生所还度过了一段“勒紧裤腰带”的日子。有段时间，北生所在当年10月份就封账，“除了人员工资，其他钱一概不能花。我们还砍掉一切不能负担的非学术费用。”王晓东说，比如在2006年取消了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差旅费。

这样的捉襟见肘让北生所遭遇了不少质疑。王晓东却看得开。“没有坚持不下去的事情，只要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有信心不倒下去。”

他认为，人才流动是好事情。年轻科学家在我们这成长起来，到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发挥更大作用也是我们一贯支持的，我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追求科学的梦想。

“对于做科研而言，经费太多其实未必是好事。对于科学家来说，科研经费最好‘将将够’。否则人们会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设项目花钱上，反而不会潜下心来做科研。”王晓东说起自己的心得。

尽管北生所依然在探索之路上，但是令王晓东与团队成员感慨的是，现在依然有不少国际一流人才愿意落脚北生所。“北生所为年轻人提供科研支持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也是著名的。我期待有更多的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年轻人，到北生所来做科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