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院士：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历史记忆

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历史记忆 　　——被忽视的大学责任(下)

大学对过去的责任，简单地说就是让学生具有历史的记忆。习近平同志最近说过，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我们肯定不是对自己的历史完全没有记忆，只是对我们自己历史上的错误、丑陋、耻辱等，时常缺少深刻记忆。让学生记住历史，不管是荣光还是错误，大学有其特殊的作用和责任。

审视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如何，不妨先看看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中国大学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成就或可歌可泣的奋斗历程，那当然值得记忆。但还有一些，却被淡忘了。中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不在少数，这些大学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大学都存在其著名教授和学校领导被羞辱、被迫害的例子。虽然说，那种行为有当时的社会原因，但种种野蛮出现在大学中，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又如，有一些大学对学校出现的学术诚信问题或其他不端行为尽力捂住，生怕影响学校声誉。诸如此类的事，有几所大学“记得”？其实，留下记忆的重要性，远不在于记住事件本身，更在于那种记忆其实就是一种人格教育。

世界上有些国家及其大学对历史的记忆值得我们借鉴。可以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对待历史上耻辱和错误的记忆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在1837年发生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七名教授因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之举而被驱逐出校，哥廷根大学让她后来的千千万万个学子记住了这一耻辱。2000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赔偿基金法案”，成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对二战纳粹党劳工的赔偿。时任总理的施罗德，还把纳粹强制劳工称作德国历史中“痛苦的一章”。这些行为都得到世界的赞赏。相形之下，日本某些政客缺乏历史耻辱的记忆，是多么令人生厌。

对历史的记忆，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其实，不管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几个重要时期(如三年饥荒时期、“文革”时期)的历史真相，别说年轻人，就像笔者这样年纪的亲身经历者，都所知有限，因为当初自己亲身经历的，毕竟只是局部的一点情况。至于现在的年轻学生，所知则更有限了。仅以“文革”为例，即使我们党彻底否定“文革”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时至今日，却有不少年轻人对“文革”缺乏充分的认识。我问过不少大学生，对“文革”是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多数同学的确都说“文革”不好。当我再问究竟如何不好时，回答各异，却少有深入见解。还有的只是听说不好，但说不出具体什么不好；极个别人甚至觉得“文革”也挺好，不是大民主吗？对于给咱们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很多年轻人没有感觉，甚至极少数年轻人竟对之有某种依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对此，大学该有何种反思？简单地说，就是我们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看看我们的教材，对“文革”十年的劫难，只是寥寥数语，虽然否定，但由于太抽象，既缺乏对众多人和事的具体真相的描述，又缺乏本质的分析，如何能让学生对“文革”有清晰的认识？

要让学生对“文革”真正有记忆，不仅让他们多知道一些的事实，还需要让他们知道“文革”错误的本质，理解产生“文革”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文革”中那么多人受迫害的情况，他们就能知道对人的蔑视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大串联、大字报等情况，他们就容易理解那种民粹式民主的荒唐；如果学生多了解一点人们那么容易被煽动，他们就知道个人迷信多么可怕；如果学生多了解一些那时残酷而诡异的斗争，他们就可能知道道德在无约束的权力面前多么不堪一击！对“文革”真正的记忆，就在于在对真相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进而思索人的意义、民主的意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

认识“文革”不是为了清算个人，而是为了彻底消除产生“文革”的社会机制和改良产生“文革”的社会土壤。如果学生真正了解了文革，知道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彻底否定了那一段历史，学生认识的肯定是一个勇于改正错误的党，一个实事求是的党，一个充满自信的党，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够领导中国崛起的党。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并对“文革”有真实感受的人，将逐渐离开大学讲台了，大学和社会又将如何让年轻的一代对“文革”具有真正的记忆？

对过去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为了未来。记住过去的痛楚和丑陋，无非是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无非是给予咱们国家对过去社会病的免疫力。

是否能对过去与未来负有责任，恐怕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个责任是万万不能忽视的，也是万万不能回避的。不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不可能是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梦”。故中国大学能尽到对过去与未来的责任，那是社会之幸、国家之幸，当然也是大学自身之幸！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